六十九、何能万世开太平(1/1)
接下来便是又一个大头……皇权和相权。
国王同丞相府的权力划分是缠绕整个华夏历史的梦魇,随着皇帝和宰相能力的相互变迁,皇权和相权交替执掌朝政,而每次更换都是腥风血雨。在尼国,我决定依照历史教训削弱王权,加强文官系统的权力,防止历史上最常见的“暴君”问题出现。
至于王权的传承……有我这个“通神”的一世大王在,说不定能形成类似“万世一系”的理念呢……只要后代“作”的不厉害,王权的传承完全可以形成极其严格的制度,一如明朝那样——
明朝的皇权虽然被太祖和成祖“人为”加强,但由于国家太大、人民太多、事务比历史上其他朝代都繁杂,因而形成了同样庞大的文官集团势力,使明帝同“连杀士大夫权力都没有的宋朝‘官家’(连帝都不称)”一样,成了皇帝实权最小的朝代(注意是实权,而不是名义上的权力)。
皇帝这个位子一旦不是秦皇汉武那种“香饽饽”,惦记的人便也少了——当文官也能传承权力延续家族,风险也不比皇室大,为何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争这个位子?即便对于皇室来说,当皇帝跟当宗室也相差不大,因此,除了燕王朱棣被逼迫起兵、安化王朱寘鐇因刘瑾乱政起兵以外,终明一朝,只有汉王朱高煦和宁王朱宸濠是因为个人野心起兵夺位的,比除宋朝外的任何一朝皇权更迭、藩王叛乱都少。而宗法制的传承,在明代也达到了近乎极致——皇权的更替基本上有了准绳。
宗法制,是儒家提倡的历代国君传位“金典”,确保了每一任国君的名正言顺,而该制度的实施除了需要天下人形成共同理念——即皇位一定是他们家的,且必须这么传,否则便是乱臣贼子——也需要削弱皇权,使其失去“香饽饽”的诱惑力,避免野心家铤而走险。
明代自太祖逝世后,共历经建文帝、成祖(永乐)、仁宗(洪熙)、宣宗(宣德)、英宗(正统、天顺)、代宗(景泰)、宪宗(成化)、孝宗(弘治)、武宗(正德)、世宗(嘉靖)、穆宗(隆庆)、神宗(万历)、光宗(泰昌)、熹宗(天启)、思宗(崇祯)15帝,除建文帝、成祖朱棣和景泰帝朱祁钰外,其余12帝均是完全按照宗法制严格传承的长子(本书中夭折的、去世的都不算顺位)。建文帝乃皇长孙,而成祖靠靖难强行上位、代宗上位则为瓦剌人兵临城下时的权宜之计(且英宗刚刚葬送明军主力,实在不敢让他的幼子按顺序即位,恐军心崩溃),均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处理。
宗法制的顺位传承使明朝几乎很少有高层倾轧导致的全国性灾难,确保了每一代的最高权力(名义上的)顺利延续。而相反的,某种意义上,明朝所有的灾难都是源自宗法制被破坏:
太祖朱元璋自太子朱标死后,竟立长孙为皇太孙继承人(他此时还有不少儿子),埋下了靖难之祸的伏笔。而成祖虽是老四,但在老大老二老三均在太祖之前逝世的情况下,反而成为了宗法制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——后世说成祖“奉天靖难”是受到建文帝和齐泰、黄子澄等人的削藩逼迫,但其中,是否有成祖本人认定“即位的本该是老子”的心理作祟呢?不得而知。
英宗朱祁镇“北狩”以后,出于权宜之计,其弟朱祁钰成为新帝,依靠年长君主应对亡国危机,太子朱见深未按顺序即位。虽然效果不错,靠着于谦等一干人才的谋划渡过了危机,但也埋下了“白龙鱼服”和“夺门之变”的祸根,最终“南宫为正主”,景泰帝大概率死于英宗之手。
嘉靖朝,宗法制终于显露出些许问题——仅仅是些许而已。对于动辄一大堆儿子的古代人来说,皇室子嗣(男丁)断绝几乎不可想象,但偏偏发生在武宗朝——孝宗朱祐樘由于一生仅一位妻子、一位儿子,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“模范好皇帝”,但这位“好儿子”武宗朱厚照却并没有生出儿子……
问题麻烦了。
理论上,按照宗法制,若皇帝死后没儿子,则应由顺位的弟弟(即上一任老皇帝事实上的长子)即位,称为“兄终弟及”,但……老皇帝也没其他儿子了!
那也简单,找“老老皇帝”的孙子不就结了?宗法制也是这么要求的——先保后君嗣,再依照顺位保先君嗣。明朝廷选了武宗的爷爷、宪宗朱见深在世之长孙——兴献王朱祐杬长子朱厚熜即位。问题来了,兴献王朱祐杬算不算皇帝?
很难啊!算的话,中间隔了一个小辈儿武宗;不算的话,世宗朱厚熜(嘉靖帝)又成了“孙辈即位”,跟建文帝一样了……嘉靖帝最终通过暴力迫使大臣们屈服,自己则由于“大议礼事件”变得同文官集团疏离,最终酿成“严嵩乱政”、“庚戌之变”等恶劣后果。这也算是宗法制留的一个小尾巴带来的插曲。
万历朝,由于万历帝朱翊钧宠爱郑贵妃,偏爱其所生次子福王朱常洵,希望废长立幼,于是同文官集团进行了数十年的斗争,期间引发了“万历怠政”,皇帝为同文官们斗争,数十年不上朝,文官也几乎停止任命;同时,夺嫡之争极大地影响了皇太子朱常洛的身心健康,以至于即位成为光宗泰昌帝后一个月即病逝,成为中国史上在位最短的皇帝之一;此外,还恶劣了藩国对明朝的观感(朝王光海君便是次子,即位前由于涉及敏感的“长幼之争”,引发明廷文官系统抵制,致使朝对明不满),间接影响了萨尔浒之战结局(刘綎东路军仅获得光海君支援的1万朝军,因兵力给养不足而覆灭)和明金战争形势。
最终,明朝的覆亡同样与东林诸“君子”肆意妄为破坏宗法制、颠覆即位顺序有着最直接关系。崇祯帝殉国后,由于天启、崇祯兄弟俩是老爹泰昌帝朱常洛唯一的儿子,因此,泰昌系已事实断绝(崇祯帝的儿子们失陷在北方下落不明)的情况下,由“爷爷的孙子”,即万历帝朱翊钧存世的长孙——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即位,便顺理成章。但是,在此前的夺嫡之争中站队太子(即光宗)的东林诸公不希望看到郑贵妃的后代即位,怕遭受清算,为了他们自身的私利,在北方半壁沦陷、国家危急存亡之时,诸“君子”公然破坏宗法制,拥立八竿子打不着的潞王(明神宗之侄)为帝,欲强行将神宗系绝嗣,失败后又百般刁难新成立的南明政权,不断诋毁弘光帝的统治,最终竟联络外兵(左良玉)攻击南京朝廷,在大敌压境之时悍然发动大规模内讧!最终,两败俱伤的左良玉和南明防线江北四镇双双崩溃,大好河山沦于敌手。
明朝的先进经验和惨烈教训,促使我深刻反思尼国权力传承问题,并影响了国家体制的构建——限制王权,降低其诱惑力,再用严格的、更加具体的祖制——宗法制限制王权传承。
限制国王那几乎“无限”的权力,带来的诸多好处毋庸置疑——杜绝暴君降临、减轻骄奢淫逸、纠正错误决策、确保大臣们和人民生命安全等,都对国家有利。害处吗……基本上全是国王自己的——不能为所欲为、“丰亨豫大”只是一方面,在一定情形下,其继承权乃至生命安全甚至会受到威胁,才是世界史上历代君王将君权设计成“神授”,给予无限权力的根本原因。
因此,只要能够在制度上(完善的宗法制)、观念上(“万世一系”)确保王位传承,确保国王和王室的生命健康和一定的富足,什么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君君臣臣”之类加剧国王无限权力的设计我完全不需要使用——不过这事儿不急,我还没儿子,以后再说。
限制王权的集中表现,便是内阁话语权的扩大,以及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集体性——不过在我有生之年估计问题不大,我这个bug现在说话还是一言九鼎的。但对于后续即位的国王们,这条制度设计将有效限制他们手中的权力。
至此,中央的统治架构基本搞定,像北极星般闪耀在夜空,而周边环绕的,则是地方治理体系的搭建。